第二十二节  尚卿公敬山公大桥叶家锅支系 第八章  苏迁一世祖草堰场开基祖君显公世系 第一节  洋心洼窑港五大家世系 第二节   洋心洼东窑港上庄世系     1、十二世国雄公支系     2、十一世昌寿公支系     3、十一世长贵公支系 第三节  洋心洼西窑港支系     1、十一世调阳公支系     2、十一世调元公支系     3、十一世如桂公支系     4、十三世广确公支系     5、十三世连春公支系 第四节  洋心洼东窑港河南世系     1、十一世如珍公支系     2、十二世万国公支系 第五节  洋心洼东窑港河北世系     1、十一世昌春公支系     2、十一世昌华公支系     3、十一世昌滿公支系     4、十二世文选公支系     5、十一世安元公支系     6、十一世长泰公支系 第六节  万盈天池泊支系 第七节  洋心洼黄牛垛支系 第九章  苏迁一世祖刘庄开基祖君耀公支系(步风镇) 序     言 步风镇红升村天云公、天玉公、天祥公支系 第十章  苏迁一世祖小海开基祖君礼公世系 序    言 旧 谱 序 小海朱氏宗祠文据 百世辈谱五言诗 第一节  君礼公二世长房良器公世系 第二节  君礼公二世次房良润公世系 第三节  三世南园公世系         九世勋传公西洼支系 第四节  三世爱泉公世系 第五节  三世西泉公支系 1、四世仰联公支系 2、四世仰泉公支系 3、四世前溪公支系       ①十一世培公迁古丁村支系 4、四世野云公支系 5、四世省斋公支系 第六节：五世次房澄宇公支系     1、六世从吾公支系     2、六世翠吾公支系     3、六世三房焕文公支系     4、六世四房元甫公支系     5、六世五房天甫公迁南团乡江北村支系 第七节  五世三房启宇公支系 第八节  三世乐泉公世系 第九节  三世乐滨公世系     1、六世近吾公迁海西支系     2、四世完斋公支系 第十一章  苏北片区其他支系 第一节  紫阳堂苏迁伯良公世系、     1、伯良公小团支系     2、伯良公刘庄支系     3、新团南灶村支系     4、伯良公新丰支系     ①新丰家谱之一    ②新丰家谱之二 5、伯良公刘庄北四里树支系 6、新团老坝支系 7、新团光明支系 第十二章  白鹿堂苏迁始祖光玉公海上朱氏     1、川港支系     2、唐家舍支系     3、对扬公支系     4、兰石公支系     5、双翠公支系     6、广助公支系     7、宏坚公支系     8、石泉公支系     9、巨源公支系     10、淳儒公支系 第三节  沈灶五眼井支系、     1、紫国公支系     2、紫安公支系, 3.三渣新南村五组 第十三章  附  录 第一节  黄历名词解释 第二节  农历月份别称 第三节  编后语        

2019-11-11

一、苏 州 阊 门 熟悉苏州的人都知道，阊门是苏州的西北门。但在成千上万苏北人的心目中，阊门有其特殊的含义，因为几百年来，他们的祖祖辈辈都说，他们来自苏州阊门。 苏北，一般是指江苏省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大部分平原地区，大致就是明、清时的淮安府和扬州府（简称淮扬）。在苏北，几乎到处可以遇到苏州移民的后裔，流传着大量苏州移民的传说。我的同事曾在宝应县县志办公室做过一次即兴调查，在座的有问、郑、范、刁、夏、胡、乐、陈、黄九姓，除了胡姓来历不详，范姓迁自安徽外，其余七姓都自称来自苏州阊门。本地人陈守言所著《宝应史事》称，该县的望族朱、刘、乔、王都是明初从苏州迁去的。其他县、市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如兴化市，据原县志办的调查，就有许、顾、张、朱、周、姚等姓自称迁自苏州。在有些县，这样的调查已经缺乏意义，因为被调查者几乎都自称是苏州移民的后裔。 在地方志、地名志和族谱中也有大量这样的记载。如民国《续修盐城县志》载：“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败至身虏，明主积怨，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二郡。”民国《阜宁县新志》说：“境内氏族土著而外，迁自姑苏者多。”民国《泰县志》所载“明初迁泰”的氏族有姑苏刘氏、苏州葛氏、徐氏。民国《泗阳县志》称该县有翁氏、胡氏、倪氏、毛氏、蒋氏、席氏、唐氏、吴氏、朱氏都是明初由苏州东洞庭山、昆山、吴县枫桥和句容等地迁去的。灌南县档案馆保存的一本乾隆四十四年《新安镇志》稿本记载了明嘉靖年间苏州阊门周氏、无锡惠氏及刘、管、段、金诸姓来此“插草为标，占为民地”的史实，新安镇即今灌南县治。咸丰《施氏族谱》陈广德序：“吾兴（化）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徒居白驹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原来也是苏州移民之后。据《昭阳（兴化）郑氏族谱》记载，郑板桥的祖始也是明洪武年间迁自苏州阊门。民国《黄浦吴氏宗谱续序》：“因鼎革之乱，由苏迁盐（城），居射湖之南岸，名其地曰吴家坞。”《盐城地名志》载：北龙港本名张朱庄，因明初有张、朱二姓有苏州迁此而得名。江都《双沟乡.人口志》（油印本）的说法是，该乡人口的主要来源是元末明初的苏州阊门移民。 明初移民的北界大致在今连云港市、邳州市、徐州市一线，但南部的南通市、通州市、海门市、仪征市也没有发现“苏州阊门”移民的踪影，看来明初移民的定居地就在这中间的苏北平原。吴必虎的研究（见《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证明，在今扬州、江都、泰州、泰县、海安、东台、兴化、高邮、宝应、盐城、建湖、阜宁、淮安、淮阴、泗阳、涟水、灌云、响水、滨海、东海以及连云港等地都有明初移民分布，今射阳、大丰、东台的沿海部分也有移民后代再次迁入。 为什么明初由大量的苏州移民迁入苏北呢？在正史上至今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记载，而在苏北流传最广的就是上引《续修盐城县志》的说法，即由于苏州是张士诚的据点，朱元璋久攻不下，因而在消灭张士诚政权后对当地居民采取了强制迁往苏北的报复性措施。《县志》的说法来自凌兰荪《凌氏族谱》，显然是以民间传说为依据的，苏北民间称之为“洪武赶散”。个别族谱则称祖先是“奉旨”而迁。实际上，“奉旨”只是被强制迁移的同义词。 吴必虎的调查记录了另一种说法：“听老辈说，苏州人北迁的原因是江南有麻蜂蜇人，被蜇即死，人们只好向北逃，直到过了长江才没得事。”（1989年7月23日涟水调查笔记）此类说法显然是荒唐的，因为事实上苏州和苏南其他地方在明初并没有严重灾害的记载，当地的居民也没有都外迁。就是遇到了灾害，周围适宜迁移的地方并不少，不必都往苏北迁。 明太祖朱元璋在攻克苏州后的确曾对张士诚的支持者做过惩罚性迁移，据《明实录》记载，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克平江（苏州），执张士诚。十月乙巳，徒苏州富民实濠州”。但这些富人是迁往朱元璋的故乡濠州（临濠，今安徽凤阳），而不是苏北。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又迁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五府“无田产者”四千余户于临濠。朱元璋将故乡建为中都后，又于洪武七年从江南迁去十四万户。朱元璋还从直隶（今江苏、安徽、上海）和浙江迁了二万户至京师（今南京）。这两批移民的迁出地自然也包括苏州在内。 但这并不意味着苏北不是明初吸收移民的地区，大量研究已经证明，明朝官方史书中有关移民的记录是相当简略的，见于记载的只是当时数百万移民大潮中的一束浪花。另一方面，元末明初的苏北与江淮、湖广、四川、华北等地一样，异常荒凉，人口及其稀少，迫切需要迁入大量人口；而苏州人烟稠密，百姓富庶，与苏北距离又近，是理想的移民输出区。 在元末的战乱中，苏北遭受浩劫。元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泰州的白驹场盐贩张士诚率众起兵，五月攻克泰州、高邮等地。同月，张士诚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大周，并继续向周围扩展。元朝命丞相脱脱调兵镇压，十一月元军围高邮诚。但不久元顺帝听信谗言，解除了脱脱的兵权，围城诸君闻讯解散。至正十五年，苏北一带发生严重饥荒。张士诚遣部将渡江向江南发展，次年攻下平江（今苏州）、湖州、松江、常州等地，张士诚自高邮迁往平江。由于张士诚主力外迁，红巾军趁机进攻淮安，朱元璋军攻下泰兴，进占高邮。青军元帅张明鉴驱逐元朝镇南王，占据扬州。由于饥荒战乱，张明鉴无量可筹，据说只能靠屠杀城中居民吃人肉为生。至正十七年朱元璋军攻下扬州时，城中只剩下十八户居民。此后朱元璋忙于与陈友谅和元军的争战，张士诚重新占有苏北。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军攻取苏北，克泰州、通州，围高邮。张士诚以水军支援，朱元璋亲自出征，击败援军，至次年四月，明军攻下高邮、淮安等地，完全占有苏北。 尽管明朝的官方史料中对明军的杀戮多所隐讳，但常遇春以好杀著称，苏北遭受的损失可想而知。从地方志的零星记载中，苏北的惨状可见一斑：在局势平定后，扬州城中土著居民仅回升到四十余户。江都县仅存火、郝等十八姓，淮安城中只剩下“槐树李、梅花刘、麦盒王、节孝徐等七家”。兴化县“土著绝少”。盐城一带，“地旷衍，湖荡居多而村落少，巨室少，民无盖藏”。其他各县的情况大同小异，整个苏北平原一片萧条。 元朝的平江路（相当于以后的苏州府）有人口二百多万，明军攻克苏州时，城中还有军兵二十余万，与苏北有天壤之别。所以尽管在元末明初苏州已向淮北、南京输出了大量移民，依然可以有大批民户迁往苏北。 不过，迁入苏北的移民还有其他来源。例如，民国《泰兴县志》称：“试征诸氏族谱牒，大都皖赣名族，于元明之际迁来。”《甘棠小志》记载的今江都市邵伯镇十三族中，有五族明确是明朝迁入的。另有阮氏从江西迁来，而据《雷塘庵主弟子记》，迁入的时间也是明初。其余各族迁入时间不详，但原籍分别浙东三族，江西二族，徽州一族，山西二族，山东一族，并非都来自苏州。其他可考的迁出地还有常州、无锡、湖州、吴兴、昆山、句容等地。可见元末明初迁入苏北的移民主要来自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也包括皖南、江西和其他地区。 移民的数量相当可观，特别是由于原来的居民所剩无几，移民成为人口中的主要部分，各方面占有压倒优势。例如兴化县元末仅八千六百余人，洪武九年（1376）增加到七万五千七百余人，增长了八倍多。估计苏北的扬州、淮安二府在明初接受的移民有近六十万人。如果加上迁入的卫、所将士和他们的家属，总数约有六十五万。由于来自苏州府的移民占了很大的比例，以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也最突出。 直到明朝后期，以苏州阊门为故乡的现象还不普遍。如兴化李春芳是嘉靖末年的状元，他的祖籍明确记载为句容。他的孙子李思成在《陆氏家谱序》中谈到兴化县的望族时，也只说是从“他郡”迁来。又如阜宁吴氏的始祖超凡是常州府宜兴县人，但嘉靖以后的族谱中就记为“爰自姑苏，用迁斯土”，“因鼎革之乱，由苏迁盐城”。到了近代，移民后裔也变成了苏州人的后代。 很明显，阊门或阊门外不可能是移民的真正故乡，只是一个重要的移民集合或出发地。但由于苏州府甚至附近其他府县的不少移民从这里出发，那些没有文化的平民百姓就将这个地名传给子孙。年深日久，无法了解自己真正来历的后代就只能以此为原籍了。当苏州移民后裔中出现了名人和大族，认同“苏州阊门”的移民后裔就会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以往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情况：张士诚的军队扩展到江南，张氏本人迁至苏州后，肯定会有大批苏北人迁往苏州和江南。到张氏覆灭，这批苏北人中没有被迁往淮北等地的幸存者肯定会迁回苏北。他们虽是迁回故乡，但实际是降俘人员，身份比一般移民要低，所以子孙冒称江南移民是很自然的。但他们并无江南“原籍”可称，只能随大流用“苏州阊门”。 在近代上海兴起以前，苏州是江南最繁荣发达的地方，而苏北却越来越衰落。到了近代更成为难民、灾民的输出地，使江南一带形成鄙视苏北人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以“苏州阊门”为祖籍，未始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必然使“苏州阊门”后代日益增多。 今天，对大多数“苏州阊门”的后代，我们已经无法查清他们的真实故乡了。既然他们的祖先与苏州移民一起，栉风淋雨，含辛茹苦，使苏北重新得到开发和发展，那么与苏州移民受到同样的纪念也是理所当然的。 补记： 太平天国战后，大批苏北移民南迁，进入包括南京在内的苏南、浙江地区，几乎遍布于大小城镇。其中丹阳以西、南京、镇江一带，苏北、淮北、河南移民已占总数人口中大部，甚至影响到了当地的方言。但在苏南、浙北的大部分，苏北移民人数有限，且受到土著排斥，一般只能生活在市镇边缘，从事当地人不屑的贱业。即便如此，土客之争仍时有所闻，因而歧视苏北人渐成习俗。 这应该也是苏北人更易认同自己的祖先迁自苏州阊门的说法，这既证明自己与江南人出于同样先，理祖当平起平坐；也表明“迁回”苏州和江南理所当然。 不过我还来不及寻找史料和其他证据，只是出于推断。所以不揣冒昧提出来，是希望为有兴趣的读者和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点想法。 （作者：葛剑雄，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府参事、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                                                 2011年2月18日          

2019-11-11

明太祖朱元璋的画像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接近现实的明代官方版本、一种是匪夷所思的野史版本。经走访调查得知，世人更多倾向于相信丑陋无比的长脸、突出向外的下巴托起一脸麻子的画像是明太祖朱元璋原型。问其原因皆不外乎“粗俗卑鄙”的相貌正好与“猜疑、无辜凶残屠杀功臣朱元璋的习性”相对应。至此说明，充分验证了一项重大的、煞费苦心的、长达近百年之久的、面目全非而漏洞百出的篡改明朝历史的活动，的确见成效了，而且达到了真正的预期目的。

2019-11-11

接到浠水宗亲朱老师接电话，欲来南昌寻根溯源，彼时正逢我在余干参加梅港潭溪朱氏出谱庆点，遂约定隔天我回来相见。朱老师一行风尘朴朴，带来一本1994年铅字印刷老谱。时隔25年，想重修新谱。溯远续新，乃续谱惯例。查阅旧谱，浠水朱氏来，康熙18年（1661）朱母潘氏携子世逑公自豫章打缆洲迁浠水之溪潭坳。自光绪33年（1907）首创宗谱分7房，续修于民国31年（1942），三修1994年。因修复更换世逑公祖像时，发现像的背面写有江西祖上名讳：天宝--地庆--人肇--家兴--明顺--宗发--典一--鼎-正、贤、芳、刚、郁、曲、永春、富、良，圣辅、旺。

2019-11-09

1、介 行廿二，官任灵州别驾,娶郑氏、金氏，合葬香田大墓林泥池園 亥山巳向，徙居黄墩。生子三：禹一、禹二、禹三 2、禹一 禹一公，介公长子。名墀，又名钦，字子敬，官任济阳令，娶汪氏、尹氏，合葬铜川今号汪村林蜘蛛结网形，徙金陵生子二，师古、孟沽 3、师古 字山陵，号师古，为(守滔，号禹一公之长子)‘。于唐大和庚戌年即830年登第，唐文宗时为殿中臣。涔公持己庄严，莅官清慎，世居姑苏洗马桥。宗谱有像赞：涔公“游心礼乐，脱累尘埃。蹑云梯而探月窟，推日毂而上天阶，功名驰于四海，爵位近于三台，是诚朝中之伟器，天下之奇才也”。唐乾符五年因黄巢兵乱避地歙州篁墩，立为新安“朱氏始祖”。

2019-11-08

在辽东、辽南的社会调查过程中，十有九人说自己的祖籍是山东“小云南”，许许多多的汉军旗人和汉族的谱书在记述本氏族的籍贯时，也皆为山东“小云南”。 谱书中是如何记述“小云南”的呢？如《胡氏族谱》说，本胡氏是“清顺治八年从‘小云南’移民而来”。 《胡氏族谱》续修于当代，记其祖籍为“小云南”是其氏族口碑所传，而其实际祖居地记为山东省登州府。 修于2005年的 《东北屈氏源流史谱》说，其“祖系山东小云南人，清顺治八年由小云南迁至（辽东）草河城落户”， 并说“辽宁屈氏不仅代代口传祖籍是‘小云南’人，墓碑碑刻上也记有‘云族人’。” 《贾氏谱书》 修于1927年，其祖居“山东登州府莱阳县周家疃人氏”，即“小云南人”，“本系周氏，大清定鼎之初，……拨往于关东占地，更姓贾氏。” 修于2003年的《吴氏宗谱》说，“我族祖籍山东省，居地不详，传说是由‘小云南’的地方过来的。据许多外姓人说，他们的祖先也是‘小云南’的，这可 能是指山东半岛地区。” 《边氏家谱》序记载，“我边氏乃山西洪童人也，祖居山东河间府任丘县小云南朱衙社四甲边家庄。” 《王氏族谱》说，“闻祖先传喻，吾王氏家族祖居山东登州府小云南。” 《黄氏族谱书》说，“大清顺治八年，原居小云南人氏，世居山东莱州府即墨人，小地名大黄庄枫树底下住。” 《张氏宗谱》说，张氏“祖居直隶省永平府临渝县石门寨东部落，原籍山西小云南人氏， 明初迁山东，后迁东部落。” 《王氏族谱》说，“王氏祖先乃山东登州府小云南人氏。” 《常氏族谱》 说，常氏先祖“曾移居山东小云南。” 《高氏宗谱》记其先祖说“我高氏世居山东莱州府掖县大槐树下”的“小云南人”。 《田氏家谱》说，田氏是“康熙二十六年由山东小云南迁凤城”的，又说， “从山东小云南（谱书自注：今山东中西部），跋山涉水，千里迢迢，辗转来到凤城。” 《海城黄氏宗谱》记，“黄氏长辈人说”，他们的“先祖是从‘小云南’移民来的。”又说，“关于祖籍是‘小云南’的说法不只有黄姓人，很多地方也都这样讲，不但辽东，而且山东黄县、蓬莱一带也有同样的说法。” 此外，还有部分谱书明确记注本氏是由云南迁至长江流域，再由长江流域迁山东，清初又复迁辽东的，今已知的只有《张氏祖谱引》，还有《韩召家谱书》，说其“原籍云南大理府云山县祥云韩家河人。” 我不厌其烦地引证诸多各氏谱书记其祖籍为山东小云南和一二部谱书记为云南祥云县，是想表明一个问题，即“小云南”为上述辽东八旗汉军和汉军旗下人的祖居之地。 那么，这“小云南”究 竟指的何地呢？ “小云南”地名实际是“泛指”地名，并非确指某地。 为此，本文略作分析如下： 首先分析一下“小云南”是云南省祥云县云南驿村说。 据台湾王明常编1962年版的《蓬莱县志稿》说，明初的大移民是因“常遇春血洗山东”，而给山东等中原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使山东成为无人区域，“山东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 为此，朱元璋才“由小云南的乌撒卫迁人”大批移民，永乐时又再迁乌撒卫人人山东。 此说有何为据不详。朱元璋时“位皆第二”的常遇春究竟是否血洗了山东呢？《明史》中无记载，王明常所说依据何史籍，并没注明。常遇春在20余年的戎马生涯中“摧锋陷陈，未尝败北”，被誉为“常十万” 大将军，他不仅“善抚士卒”，尤对朱元璋更是“数从征伐，听约束惟谨。”而朱元璋的一向宗旨是： “克城无多杀，苟得地，无民何益！”常遇春更当“听约束惟谨”，每每攻城陷地，往往“得甲士数 万”、“子女宝货称是”，而未予“血洗”。甚且初修于明的《常氏族谱》也无只言片句誉其“血洗山 东”之功。 因此，不知王明常所论出自何据。而据《明史》所载，导致山东“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淮北鞠为茂草”的，是燕王大军和建文帝的大军，在沧州等地连续四年的拉锯血战，致使沧州诸地“赤地千里，百人幸难逃一”，变运河两岸百姓生息之地，为大片无人地区，因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大迁徙。再加上永乐帝定都北京，更从南方向山东、河北大批移民，形成了明初的强迁移民高潮。这次移民，对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重建家园，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如按王明常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率30万大军进驻云南，原“军屯 达二十年”，而又说洪武十五年及永乐二年，两次将傅友德军屯在乌撒卫的大军撤至山东，这在时间的记述上有矛盾，且又与事实不相符合，更没有说明此典出自何文献，实难令人信服，即便有几个氏族的谱书记其祖居地为乌撒卫者，一是个案，不能说是常遇春血洗山东而移傅友德数十万军民； 二是有几个姓氏的谱书是新修的，受王明常观点影响。 洪武十四年秋，朱元璋命傅友德“充征南将军，帅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将步骑三十万征云南。” “至湖广（今湖南湖北两省），分遣都督胡海等将兵五万由永宁趋乌撒，而自帅大军由......遣两将趋云南。”“友德城乌撒”。十三年，“诏友德及玉（蓝玉）班师，而留（沐）英镇滇中”。至十九年“讨平云南蛮”，二十一年三月又命蓝玉帅师十五万征“顺帝孙脱古思帖木几”，直至海南。二十三年，傅友德自南京“复从燕王征”， “军甫行，遂令班师”。傅友德三十万军兵人云南，十九年平定云南后，留镇乌撒卫等云南的明兵， 到二十三年时，仅余有沐英之子沐春所帅的数万兵了。而这数万明军亦战亦农，在十年间绝不会繁衍数十万移至山东，即或移防山东了，也绝不会脱下军装为民为农。若这数万军兵即或移防山东， 成家立业，山东又被“血洗”，几成荒野之地了，又怎么有数万女性一下子来与数万军兵婚配成家呢？这“30万”驻乌撒卫的明军移“民”山东何来之也？ 那么，明初移往山东等地的人来自何方呢？当然，这大批移民除南京等地的之外，主要的还是山西的“燕云十六州”的人民。 山西大同古称“小云南”。史载，洪武十三年全国人口为59873305人，仅山西为4030450人， 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5%。 据山东省文史资料载，明初，由山西向山东移民约10 —15万人左右，占山东本省人口的5% (证明没有“血洗”）。 山西以大同为中心的雁北地区古称“小云南”，其地为今大同的盆地，亦即阴山之南，恒山之北的地方，古代称为平城、云中，桑干河的支流御河（古称浑河） 于盆地中心流过。 山西境内吕梁山、太行山两大山脉，以及管涔山、芦芽山、云中山、阴山与恒山等多座大山连绵起伏，高耸人云，其北有古长城屏障，西部有黄河隔连陕西，汾河南北纵穿，两岸沃野平原，使这里人民生活安定，生产平稳发展，人口繁衍较快，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甚至受到了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盛赞。 云中盆地山环水抱，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更加上充沛的水量，极宜农耕的沃野，使这里迅速出现了沿河两岸“弱柳荫街”的一派桃园景象。北魏时，曾从河北、山东等地迁来十万汉人，来此地区发展农业生产，使该地区人丁兴旺，农业生产等逐渐发达。 《史记.匈奴传》载，赵武灵王在雁北盆地中心设云中、雁门、代郡等郡，并命名将李牧在此地训练十余万的强大边防军，使云中郡成为抗击匈奴的边陲要地。 后来在不同的朝代，这里便被简称为 “云”。云中、云州、云岗、云阳、云泉之南地区，当地人俗称之为“云南”，为别云南，而呼此地为 “小云南”。 据考证，“洪武四年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散处诸府、州、县”，很可能便是移至山东来者[1]。 《明史》载，明初，“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移民三万二千八百余户屯田北平。” “置屯二百五十四。” [2] 徐达的这两次移民多达68600余户（每户按7人计，移民为47.6万人），置254处屯田，其规模十分宏大。 那么， 这个山后地区究竟有多少州县的先民移向外地呢？这个山后地区在明代初期，究竟有多大的范围呢？ 查证史料，当时的山后地区包括山西省的云中府（即今大同市）、武州、应州（今应县）、朔州（今 朔县）、奉义（大同东北）、河北省西北部的蔚州（原属山西蔚县）、圣水（今河北房山西北）和儒妫 (即儒州，今河北延庆县）。 这个山后的广大地区的人民经过近千年的生息繁衍，元末明初又没有受大的战争的摧残，因此，人口越来越稠密。因此，自然成为明统治者实边移民之地。 山西省的洪洞地区也俗称“小云南”。洪洞县，春秋时晋置杨氏邑，汉置杨县，隋时又因县北洪洞镇改名为洪洞县，元时为晋宁府。明洪武元年又改为平阳府，直辖临汾、襄陵、洪洞、浮山、赵 城、太平、岳阳、曲沃、翼城、汾西、蒲县、灵石12县，蒲州（领临晋、荥河、猗氏、万泉、河津 5县）、解州（领安邑、夏县、闻喜、平陆、芮城5县）、绛州（领稷山、绛县、洹曲3县）、霍州、 吉州（领方宁县）、隰州（领大宁、永和2县），共6州（领16县）。 洪洞，“洪共者，共洪大也。”洪洞县乃晋南地区古代重镇，地处汾河下游左岸的交通枢纽地带。明廷制定了《徙民条律》后，于洪洞县附近的广济寺设驿站，并派驻员，为洪洞地区的移民分发锅票凭照和川资路费办理移民手续等。 据《洪洞县志》记载，洪洞周围地区的移民汇聚到广济寺大槐树下，“百姓齐哭乱嚎，有的绳捆索绑，一串一串连接起来，象押解犯人”。 移民条令还规定同姓同宗者不得移迁一个地方，被迁之民为了不分不离，不得不更改姓氏，假报姓名，如本溪县的 《贾氏宗谱》，即记其本洪洞县周家疃人周氏，移迁时不得不更姓为贾氏，才与其兄同迁本溪，周、 贾二氏永不通婚。 洪洞移民，大多移到山东、河北、安徽、陕西与河南。 据查，移迁山东之地有济南、临清、聊城（原名东昌）、滕州、兖州、登州、曹州、莱州、郓城、曹县、定陶等地。 如山东莱西县埠后村《王氏族谱》记载，“王氏于明洪武年间由山西‘小云南’雀头村迁莱阳亭儿山。至万历年间迁埠后村落户定居。” 另据登州府蓬莱县龙山店镇井家湾《周氏家谱》记载，周氏“原始祖先由山西‘小云南’移来，在蓬莱城大土地庙之左安家落户，经六氏分系，老祖又到老山山麓安家。” 更令人惊喜的是，山西省“小云南”这个世代流传于山西雁北地区民间的地理概念，直到今天仍有人在使用，并仍被当地人所知悉。 山西省定襄县镇，即忻州市与五台之间，一个饭店店牌名即写为 “小云南酒家”，其业主说：“俺们这里古时候就叫小云南。”大同市南郊80余岁的老人马升、谷玉泉及文史干部李大钧等人说：“我们这儿就叫小云南，那可是老老年的事啦！” 1984年第1期《黄县古今》中的《地名小考》说，明洪武年间，黄县设集市开展贸易，设市之地地名定为“黄城集”，而黄城集村的许多姓氏皆由山西“小云南”迁徙而来，村中范姓由小云南迁来后，居住之小地名即名为范家楼。 据蓬莱地名学者王晋邦先生在做了大量的地名考证之后，撰写《‘小云南’移民辨识》一 文即明确指出，所说的云南、小云南就是山西省。 王晋邦先生经过反复核查，蓬莱全县672个村， 其中有383个村是由山西“小云南”移徙而来的山西人组建的村，占全县村数的57%。在这些村中， 元初迁入的村55个，明代的249个，在明代村中，洪武、建文、永乐年间移入的有80个村。 另有 《嘉祥县考》载，明洪武二十四年，该县人口为1100户，7329人，山西小云南移人人口约为当时人 口的一倍，全县现有782个村，属于明代迁入的人建的村为530个，占全县自然村总数的69%。 据山东省学者马秉新先生研究考证，明初，山西省人口 400余万是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人口的总和。 因此，在明初大批移迁山西人口“实边宽乡”提供了客观条件。明王朝建立之初，为加强皇权，巩固中央集权，以及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其中大规模的移民是发展经济与巩固皇权的重要措施之一。 明初的移民，首先是为巩固防务， 加强武装力量，巩固新生的朱家王朝。为此，朱元璋创立了卫所制度，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 千户所，120人为一百户长（亦称百家长）。军户单列并世袭，国家分给军户土地，屯田自给。这样，卫所的军人的家属就必须随军，称为“舍丁”或“军余”。 据曹树基著《洪武大移民边疆篇》载，辽东都司所辖人口 50万，其中有卫所军人13万，及军人家属27万，这40万人中有军籍移民24万，而卫所所管辖的辽东都司当地人口仅10万。 “倭寇” 对大明王朝的东部海疆早在14世纪初就开始骚扰了，因此，朱明王朝对东部海疆的防务也早就设置卫所，以加强海疆建设。 为此，朝廷实行“易地戍边”政策，将军籍人口调戍海疆。 明王朝为管理云南、贵州、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也在这些地区实行卫所制度，仅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在云南设卫所调去军人12万，连同家属共36万人，全部是军籍移民，代管土著人口 9.5万。在贵州设卫所，调去军人14万，家属28万，代管土著人口 9万。 朱洪武定京都为南京，向京都地区移军籍 104.5万人之多。“靖难之役”结束之后，永乐由南京移北京，政治中心在北部，于是，又开始了一次以军籍移民为主的永乐大移民。 据载，洪武年间的北方边疆和西南边疆等地的移民军籍及其家属 就达221.9万人，这些移民主要是从中原内地移向边疆的。 明初的移民，除上述为加强边疆防务的军籍及军属移民而外，还由于明初的战争对一些地区的经济破坏，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农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 明王朝又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了民籍移民。 民籍移民，主要是对受到战争破坏严重的山东、河北、河南和四川等地。据《中国移民史》载， 朱元璋实施“移民就宽乡”政策，向京师地区重点移民188.7万，京师地区（包括今江苏、安徽和上 海等地），使京师地区军籍和非军籍移民总计达到293.2万人，占洪武年间京师地区总人口 438.9万 的66.8%，可见京师地区重点移民人口的庞大。这些移民主要移自苏南、浙江和江西，其次移自徽州、 山西、 山东等地。 此外，又有补充式移民，是将人口多的地区的居民向人口锐减地区移民，以恢复这些地区的农 业经济。因战争灾害等使人口锐减的主要有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四川和北平等地。 我们仅以山东省为例，在洪武时期，山东省接受移民204.4万人，其中军籍移民20.4万人，民籍移民184万 人，占当时该省594.3万人的34.9%。在《中国移民史》中的《洪武大移民》的数据显示，在京师地区、湖广省（湖南、湖北）、河南地区、北平行都司和山东省，总计移民894万余人，其中主要是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 山东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有121.4万人，占移民总数的65.9%;其次来自河北省的移民35.4万，占移民总数的12.4%;河南的移民也主要来自山西，北平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塞外和山西。塞外47.3万占移民总数的55.8%;山西34.5万，占移民总数的40.6%。 综上所述，洪武年间北方移民主要出自山西。接受移民的地区，在北方主要是山东，接纳了 204.4万人，河南接纳了118.9万人，北平地区接纳了 110.4万人，等等。 同时，辽南、辽东汉人及八旗汉军人的谱书中，屡屡提及的“小云南”，正是山西省的“小云南”，即山西省的“燕云十六州” 等地。 从明初洪武及永乐的大移民的历史统计看，证实山东的“小云南”人，就是山西的“云”地 之南的人。 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部族统治，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从而使失掉了 400多年的“燕云十六 州”归人中央王朝的版图，为了保障边疆的国防和恢复内地的农业生产，发展经济，安定人民的生活，使百姓休养生息，明初洪武和永乐才采纳了重臣的建议，而实施了规模庞大的移民举措。 研究了历史，也使我们了解了“小云南”的根本之地是“燕云十六州”，而山东、河北不过是大移民的中间站，而辽东则又是“小云南”人再次大移民的扎根之地。 这，就是历史，是辽东的移民史。 另外，云南大理祥云县亦称为“小云南”。 《东北地方史稿》的作者说“小云南”在贵州，这是没有历史文献为依据的，不能令人信服。“小云南”不在贵州，而应在云南省的大理祥云县。 首先， 据《徐霞客游记•卷十九•滇游日记十二》（该篇日记写于明崇桢十一年，1638年）载，“洱海卫所环坞甚大，西倚大脊崇冈，东面东山对峙，东南汇为青龙海子，破峡而绕小云南驿为水口。……青海子水，经小云南随山北转，经胭脂坝、合禾、米诸甸水，而北人金沙江。洱海距贵州甚远，它附近的小云南自然不会在贵州境内。 其次，朝鲜《李朝实录•显宗政修实录》“三年四月甲寅”，有 “清兵人小云南，执永历帝以归”，这记载中的“清兵”就是清平西王吴三桂所部的兵，康熙元年三 月，他将上年缅甸人俘献的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解至昆明，四月，李氏朝鲜即将此事记人于史书。 其次，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十七.云南五》（此书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中的“云南县” 条载，“安南坡，在县东南。《滇程记》：‘自镇南州普棚驿六亭而达云南县界，所经有桃树坡、金鸡庙、孟获菁、安南坡。坡有巡司。下坡地复坦夷。 相传古云南郡治此，土人称为小云南，以别于云南治城云’。”这里也记明“小云南”并不在贵州，而应在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祥云县境内。 祥云县，原名云南县，1929年改名祥云县[4]。 云南之名始于西汉，初为一县，后为一郡。云南县内“高山相连，西北百数十里有山，众山之中特高大，壮如扶风（今陕西省扶风县境内）、太乙（今陕西省内终南山），郁然高峻，与气相联结， 因视之不见。其山故阴互寒，此山高峻，常有云气，称为云山，在云山之南，而地名云南县，由此可能也。”[5] 另据《云南省•云南县志•旧序》首句即说，“云南者，小云南也。曷小乎尔？云南置郡昆池之阳，大府所治行省旌麾驻焉。盖云南乃在苍河间为大理，不隶于大府而为云南得名所治，区别之曰小云南尔。”[6] 另，《云南县志•建制沿革》亦载有小云南，“汉置云南县，梁荒废。南诏国、 大理国为品甸睑。至元十一年，赛典赤以元中书宰相行省云南驻大理时‘初置郡县’，在此置云南县。至元十三年开设云南行省治昆明之后，祥云县便有‘小云南’之称谓”[7]。该志中又记“云南县小云南堡堡夫三十名”[8] 这就是说，在元代初年，云南就已经有了 “小云南”的说法了。 那么，这个 祥云县的“小云南”在哪里呢？是指整个祥云县呢？还是指县内的某个地方呢？ 据考证，云南古城位于祥云县东15公里的今云南驿镇云南驿村，地处云南省中部的方圆千里盆地之中，这盆地富饶繁华，比美云南省城，“因称‘小云南’”。 云南省的“小云南”地名产生于元代初期，并载人史册，那“小云南”的居民主要有什么民族呢？ 据史载，元世祖忽必烈曾派来由蒙古、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人民组成的10万大军留守云南的探马赤军“随地人社（行政区划，类似今日的乡、镇）与编民，’[9]， “军民的屯田一十二处，’ [10]，到至元十三年，镇守云南的赛典赤创置之田总户数为28419户，其中屯田数为98707户。可见元代云南境内的民族由汉人、蒙古人、回回人、西番（即普米族的先民）人构成。 既然云南省内的“小云南”是元初即已名之，又知此“小云南”确指为云南驿镇的云南驿村， 这么一元代村，人口再多，又怎能在明初移迁出十几万的人呢？虽然有《张氏祖谱》和《屈氏宗 谱》、《高氏宗族亲谱册》，以及《刘氏族谱》，已述其为云南省小云南人，明初被迁至长江流域的湖 南，而后又徙至山东，清初又迁辽东，但这必竟是“个案”，并不能构成为移民“大军”。 因此，笔者通过大量的谱书资料，可知辽东、辽南90%以上的由山东等地移徙而来的汉人和被编人汉军或盛京内务府充差的汉人，有80%以上的八旗汉军和汉军旗下人的谱书记其祖籍为山西被称为“小云南” 的“燕云十六州”，他们的先人为“燕云十六州”的汉人。 尽管《张氏祖谱引》、《屈氏源流谱》、 《高氏宗族亲谱册》等，特别是《刘氏族谱》说，其“先祖起源于华夏中原一带，为避中原之乱，而 迁至小云南，称为流民。”中原，狭义指河南省，广义指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广大地区。 《刘氏族谱》中说的“中原之乱”，指的为哪一地方不明确，若按上述中原之地，刘氏应是避乱于山西的“小云南”，而非云南省大理府祥云县云南驿镇云南驿村的“小云南”。 有文章说，“小云南”为明时的乌撒卫，文章并没指出依据何文献史料记载，而是推测。查证以所能找到的历史典籍，均无相关记载，不知王明常先生所据出自何典。 我们知道，朱元璋曾派遣傅友德率30万大军镇守乌撒，并命屯垦于乌撒，以充军资。又怎么能一觉醒来，又令这30万大军自中国的大南方再回防山东呢？派重兵于乌撒驻屯，屯是为军养，驻是镇防“蛮夷”，其军事作用远大于屯垦。是因为“蛮夷”安定了才撤此大军去山东“实边”吗？更何况此后不久就调出数万回驻南京，又迁出数万军卒移驻别处。 顺治诏民实边。在诸多汉军旗人以及汉族谱书中，多记其始迁祖是“清顺治八年”，实施诏民来辽东垦荒实边政策以后来的。 据《清朝文献通考》载顺治人关进京时，“从龙人关”者“达九十万人之众”。东北大地，尤其辽宁省，出现了惊人的荒凉残破景象。清初的奉天府尹张尚贤给朝廷的奏疏说：“辽沈黄沙满目，一望荒凉，河东（指辽河以东）城堡虽多，皆成荒土，独奉天、辽阳、海 城三处，稍成府县之规，而辽、海两处仍无城池。如盖州、凤凰城不过数百人，铁岭、抚顺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计，只身者逃去大半，路有家口者，仅老死此也”。 另有康熙朝《扈从东巡日录》作者高士奇的记载，“丁已，銮舆发盛京，过抚顺旧堡，见败榛莽中居十数家，与鬼伥为临，唯一古刹，塑像浄狞，未经焚毁，炉香厨火，亦甚荒凉，过之黯然。时闻惊风，虎尾欲竖”。可见清初的辽东，到处是残破凋零景象。 综上所述，在东北的移民中，多是来自山东的“小云南人”，而山东省的这大批的“小云南人” 则是来自山西省的“燕云十六州”。 山西的云中等地是“小云南”俗称的发源地。这不仅为史籍记载和现实调查所证明，更为诸多的谱书所记载。 至于云南省大理祥云县的“小云南”云南驿村，虽然 史载其亦为“小云南”不可否认，但一个村堡再大，人口再多，也不可能在近3个世纪中移出700 万人来。 笔者认为，仅凭一个“小云南”的俗语地名是不足以论证数百万的移民大潮的。而持“小 云南”是乌撒卫其地之论者，举证不出历史典籍的记载，而移调军屯之说即无史证，又无实例，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即或有几户迁自乌撒的，也仅是“个案”而已。 辽东移民多来自山东，山东是山西“小云南人”的最后定居之地。“小云南”在山西，“小云南人”祖居地是山西。正如马文清先生查征史籍说，明代洪武、永乐两朝曾12次自山西移民去山东、河北等地。 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山西的“小云南”才是辽东“小云南”移民先祖的根本渊源之地。 注： [1] 史仲序：《山东部分先民移自云南考》。 [2] 《明史》卷2,第26页，中华书局1974年第1版。 [3] 《徐霞客游记》。 [4] 《中国地名语源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 [5]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南中志》。 [6] 《云南县志•云南沿革》。 [7] 《云南县志•建置沿革》。 [8] 《中国通史》，2002年6月第1版。 [9]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引《兵志》。 [10] 《清朝文献通考》。 作者：张德玉 本溪市档案局家谱研究中心，辽宁本溪 117000 [责任编辑：何晓芳] 简介 《世界战氏宗亲总会》 （微信ID: ZhanShiClub） 致力于创建全球战氏宗亲第一平台！追随战氏先祖血脉、汇聚战氏族人、联谊互助、家谱寻根、传播弘扬战氏文化，增强战氏家族幸福感、自豪感、归属感，共同促進中华战氏一族兴旺发达、繁荣昌盛！

2019-11-06